这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最近我想明白了。虽然很不情愿，虽然明知这一判断的缺陷和偏颇，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媒体吃的就是青春饭。青春饭，原本是媒体业者品评他人...
这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最近我想明白了。
虽然很不情愿，虽然明知这一判断的缺陷和偏颇，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媒体吃的就是青春饭。
青春饭，原本是媒体业者品评他人而生造出的媒体流行词汇。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过去常说的是靠脸蛋和身体吃饭的行业从业者，比如娱乐业，比如体育行业。
没曾想，时光流逝，风水轮转，原本智珠在握、居高临下，靠一支笔或送人上天堂或打人下地狱的媒体行业，如也已沦落风尘，只能靠吃青春饭来维系了。
这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媒体行业的朋友，对于我的判断并不认可。
他们举出很多实际事例，证明我的结论之非，西方就不必说了，他们会说，范以锦和胡舒立，等等等等，不都是这一判断的反证么?
我承认。但我依然坚持我的判断，范以锦、胡舒立等等，同样也可以成为支持我的判断的例证。
最近几年来，不少原本可以在传统媒体行业大显身手的名记者、名编辑，甚至那些著名报刊的领导者，纷纷或投向新媒体，或转投实业。
前些天，我写了篇博文，题为《伤人的新闻界》，从章敬平离开传媒界，加盟金杜律师事务所说起，谈到了他们为何逃离之我见：(媒体和个人事业的)天花板、努力的无助与绝望，以及尊严的失落，等等。
这些，都让那些在社会上跌打滚爬已久，已经从懵懂且满怀情意的青年，变身洞明世事的智者，深知转身之重要。
不转身，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前些天，新浪围脖上，有位媒体朋友写了条围脖，虽然有些偏颇，我觉得也很能反映一些实际： 不在党报中升迁，就在都市报中沉沦 。
而升迁了，又能怎样?政治家办报没错，但都成了政治家，却不再是报人。年轻时报人的风骨，这时却只有在私密场合偶尔露峥嵘，又有鸟用?很多体制内行业已经昭示我们，升迁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沉沦。无论对于社会、媒体还是个人，这才是更大的悲剧。
在中国，对位置的重视连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媒体也不例外，位置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施展的平台，但位置只有那么几个。另外，传统媒体与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的新媒体也很不一样，囿于体制，产业无规模，企业利润低，所以，个人和媒体的空间都非常有限，与其他行业相比，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是每况愈下。
历练够了，能更大发挥作用的时候，突然发现，能做的空间，却比过去更小了。1990年代中期，我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工作时，那个时侯，红线针对的是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比如涉及民族宗教政策、对有关历史的评价、边界线、军事机密，以及黄色低俗的内容;北京青年报哇哈哈事件之后，对于企业，尤其是民族企业大国企的红线越来越多，后来又扩展到了外资民资、各级政府机构，甚至到了只要你能找到关系的，都有可能有人来找你麻烦
我在南风窗时，写过一篇文章，《生活在媒体世界里》，谈到做媒体的人，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在于体制和市场间的夹缝，还有人伦的。
谁没有一点社会关系?
面对政治的压力，利益的诱惑和人伦的困扰，靠一腔热血又岂能坚持很久?
真是越做越没尊严。这是我的朋友、曾经的同事郭国松的感慨。
于是，做到了一定程度，要么苟且沉沦，要么转身离开。
做媒体需要激情，但到了一定年龄，我们不得不承认，要面临生理上心理上的问题与职业精神间的抗争和挑战。
戴锦华在接受访问时说： 四十岁之后，我拒绝所有的deadline，我会拖欠稿子，拒绝会议， 声名狼藉 .愿意的时候我也会彻夜工作，那是快乐，但如果你要我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必须完成，我拒绝。我拒绝生命被预支，被预先切割，哪怕跟所谓的 成功 相悖：为了自己的初衷，我做好了准备，成为失败者有何妨?
话很有道理。但对一个媒体，一个靠团队精神支持的组织，这能成立么?
不成立，但很多媒体的有经验的老资格的记者编辑，做疲之后，不就是这样做的么?
这样的人，留在这个组织里，哪怕经验最丰富，对这个组织的伤害，要远大于转身离开的人。
因为他会影响青年人，影响一个团队的基本价值标准。虽然，造成伤害的根本原因不在他们自己，他们本身就是被损害者。
因为，目前的社会环境、媒体的体制和媒体的经济状况，都很难对这种情况做出好的制度安排。
于是，狡兔逃走狗烹。于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老兵一个个如花季已过渐渐凋零，进来的是一批批满怀激情和梦想的青年，但他们也是生瓜蛋。
于是，媒体就成了吃青春饭的行业。
青春饭的行业，永远走不出青春期，就是一个永远青涩稚嫩夹生的行业。
这一过程，媒体组织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些有经验的老兵，这个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个人努力的行业，实际上失去的是媒体的存量智慧和历史，以及在存量智慧和历史基础上前行的未来，还有对年轻一代的号召力：老兵如此下场，自己的未来又在何处?
毕竟范以锦、胡舒立这样的人，在中国传媒界并不多见。
在可以看见的未来，悲观地说，这样的人，很可能就像白鳍豚了。
(作者系中国周刊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