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并没有导致公共关系的灾难，也没有引起人们对灾难的总结。互联网改变的是灾难的规模，以及弱势群体的人数，以及他们留下的负面影响的冰冷无情的持久性。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JamesDamore的悲剧在20年前发生，会怎么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是吗？1997年的记者是否曾关心一个她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微软工程师写过的备忘录，只因为他的同事认为这是性别歧视？绝对不会。这对微软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说更有可能是一个问题。
即使记者的选题得到了关心，哪个编辑会负责这个故事呢？如果这是一个发生在高管身上的故事，绝对非常抢手——但是一个对公司政策没有权力的普通工程师？没有人会浪费宝贵的、价格高昂的专栏空间来报道它。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情，也没有其他的报纸会重复报道。也许这位工程师会被解雇，也许不会，但他始终能找到一份工作，可能也学会了对他对同事说的话要小心一点。
对比一下在互联网时代发生的事情：备忘录被公开，网民对作者爆发不满情绪，几乎断送了他的经济和社会前景。我怀疑Damore是否会再拥有像他以前那样的薪水和地位。(除非一个支持者雇佣他来发表政治声明。)
当然，这种私人强迫并不完全是新的。在过去，社区内部的愤怒让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或生意。但这些都是地方性的丑闻。如果舆论暴力受害者搬到另一个城市，就能开始新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始终声名狼藉。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遭受了网络暴力。新闻加速了这一点——想想1998年的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Lewinsky）。互联网改变了审查的速度、达到的程度以及丑闻的保质期，使得它不仅在程度上不相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本质的不同。
每当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出现时，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保护个人自由。
在推特的早期发展中，我曾经说过，这有点像我沉浸在我所认识的人的源源不断的谈话中。
十年后，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比喻，但我当时的意思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了。
当时，我把推特看作是建立社会关系的工具。现在，我把它看作是社会强迫的工具。
这些互联网上的网民们，他们拥有强大的社会压力，就像把枪对准脑袋一样有效。拿原始人的生活做类比的话，如果人们不喜欢你，当你受伤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照顾你，在这个时候，你会死去；或者当你的“狩猎”不顺利的时候，他们不会和你分享食物，此时此刻，你也会死去；或者他们会避开你，此时……你懂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原始丛林别无二致，除了我们族群里充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以外。它就像世界上最大的小镇，充满了中世纪作家们讨厌的小镇生活的所有特质：源源不断的八卦，对邻居生意的窥探，絮絮叨叨的争吵，最终演变成终身的不和。我们的互联网已经复制了这些社区的所有最糟糕的特征，却没有保留它的任何一种优点。比方说，当你面对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对方的痛苦，自然会有恻隐之心。然而，在互联网上，你不会。
当然了，你不可能逃避。世界上只有一个互联网，我们都被困在这里度过余生。
目前为止，对于个人的自由而言，政府的高压政策仍然是最糟糕的，因为它的背后有暴力机器的支持。但这也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框架。而相比之下，互联网上大规模的网络暴力行为，即使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仍然需要有限制其程度以保护个人自由的措施。但我们目前没有相对应的法律或社会框架。
现在，如果你要“杀死”一个人，你甚至都不需要有一把枪。只要你能让他们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他们就将失去工作，失去朋友，失去住所，失去收入，再也没有人愿意在公共场合与他们交谈，再也没有人敢于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否则自己将成为下一个被攻击者。即便社交媒体没有枪，但如何解除它的隐形武装，仍是今天人们面临的一个伦理困境和技术难题。
